滞留“众生相”:疫情下滞留海外中国公民现状③

2020年1月以来,新冠肺炎病毒由中国开始,逐渐蔓延至全球各大洲,各国先后进入抗“疫”状态。3月以来,中国海关总署、移民局、民航局的对外管控措施趋于严格,入境管控措施逐渐强化,重点防控输入性病例,主要措施为个人信息申报、大数据追踪技术运用、分级管控等,回国程序的繁琐和严格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海外公民的归国门槛。

随着国外疫情不断升级,民航局自3月29日起正式实施“五个一”政策。然而,政策一经出台,机票难求即刻成为常态。那些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面临疫情乌云与回国受阻的夹击,更别提经济压力、精神压抑、生活保障、签证有效期等重重困扰。

一方面,我们根据微博“微热点”搜索数据来源,对5月25日-6月24日之间的网络传播关键词数据进行统计与整理(如下图),发现“留学生”“新冠病毒”“机票”“航空公司”等词语搜索频率及热度较高,“归国”是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的迫切需求。

另一方面,我们根据“五个一”政策下各航司官网所公布航班计划的飞机型号,结合75%的载客率进行计算,统计得出每个月回国的航班载客量约为7.5万人。换句话说,目前尚在国外的留学生约有142万人,若按照“五个一”政策运营国际航线,即便仅仅运载留学生回国,也需耗费将近一年零七个月的时间(如下图)。

近年来,我国留学人数持续增长(如下图)。4月2日,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指出我国海外留学人员的特点之一便是人数众多——据教育部门统计,我国海外留学人员总人数为160万人,目前尚在国外的大约142万人。

此外,留学生分布甚广——其中美国约41万,加拿大约23万,英国约22万,德国、法国约11万,澳大利亚、新西兰约28万,日韩约18万(如下图)。可以说,“五个一”航空政策下,“机票难买”成为最主要的滞留原因。另外,在第三方国家滞留的情况也不在少数,主要为中转地遭遇飞机停飞,国家封锁等突发状况,造成异国停滞。

除了政策因素影响,个人也会对潜在风险进行多方考量,如担心返途被感染、签证到期或不延签、经济条件跟不上,学业中断等,还要承受国内舆论无端的“污名化”。概言之,内外因素杂糅,使得海外留学生经常在崩溃的边缘打转。

世界银行《2017年移民和汇款概况》报告显示,早在2017年,中国外派海外劳工数量就已名列世界第四,为1010万人。而在前一年(2016年)他们向中国国内汇款高达64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4582亿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6%(如下图)。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带来重要战略机遇,越来越多民工选择出国务工,且务工地点主要为东南亚、非洲、西亚、中东等发展中国家。这些为家庭打拼的勇士们,为祖国创造了大量的纯外汇。

但疫情当前,海外劳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外语不通、对当地生活也不熟悉,他们的苦难多半不为大众所知:一方面是所处国家日益严峻的疫情与动荡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是这些欠发达国家岌岌可危的公共卫生体系和医疗水平,再加之其缺乏充足的个人防护工具、对国内亲朋的牵肠挂肚引发焦虑,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发声而失语,甚至被拖欠工资难以维持生计……

他们挣扎在最底层,处在种种恐惧和危机中,身心两方面都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据微信公众号“漂泊舞者之诗”所登载的系列文章,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喀麦隆、印度尼西亚、塔吉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南非、伊拉克、印度、柬埔寨、俄罗斯、埃及、菲律宾等几十个国家的海外华工均面临巨大的风险,甚至有一些华工已出现自杀行为。

犀利呱在微信文章中也指出,中国海外劳工缺乏明确的保护主体和社会地位,他们面临更为窘迫和更为危险的遭遇,呼吁更多社会的关注。

那么在此次疫情归国大潮中,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类别分散的群体则是这些出国旅游(或是探亲)的人群,其覆盖的年龄层、背景、国别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更趋于复杂。

艾媒报告显示,2010-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19年中国出境旅游已达1.68亿人,而近年出境游的选择也日益多样化(如下图)。

微信公众号“思德大数据”的博主对对女士是一位专业心理咨询师,5月下旬她组建了一个聊天群——“大华府回国群”,群成员接近500人,主要都是疫情爆发前去美国东部探亲的老年父母。这些老年人原本是短期赴美探望儿女辈、孙辈,却意外被滞留。

据对对女士介绍,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当地疫情的恐惧和焦虑、所携带的慢性病药品(老年人普遍有三高病)已经吃完、思念在国内的老伴和其他亲人心切、在探亲的当地没有社交,无人沟通,生活不方便、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获得政策信息,航班信息、家庭代际冲突等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每一个个体背后都有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体都不希望被所属群体抛下。国门内外,你我同属公民,皆为同胞,谁都不该自恃为旁观者或局外人。无论是留学生、海外劳工,还是游客——这些滞留海外的中国公民的困境应该被看见。只有当我们不被狭隘的视野和潜在的自私所掩盖,这种“不幸”的分割状态才具备解决的可能。

20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疫情之下相关宅经济市场迅速崛起

原标题:2020年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疫情之下相关宅经济市场迅速崛起

2020年4月28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04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8.97亿,占比达99.3%。从增速来看,我国网名规模已经逐渐饱和,增速在3%-5%左右。

在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企业即时通信远程办公功能有效减少了办公环境下的人际接触,为防范疫情扩散、推动企业复工复产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2020年3月,即时通信用户规模达8.96亿人,使用率达99.2%。

网络支付正成为境内企业走出国门、境外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活跃领域。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7.68亿,较2018年底增长1.68亿,占网民整体的85.0%;手机网络支付用户规模达7.65亿,较2018年底增长1.82亿,占手机网民的85.3%。

外卖方面,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8亿,占网民整体的44.0%;手机网上外卖用户规模达3.97亿,占手机网民的44.2%。从下图可以看出受疫情影响,外卖市场受到小幅压制。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短期来看,在线旅行预订行业受到较大冲击,用户规模大幅下降,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3%。

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约车用户规模达3.62亿,占网民整体的40.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部分城市暂停了网约车运营服务。在疫区城市,公共交通工具停运,多家网约车平台组织司机为医生病患接送和特殊服务保障提供运力支持。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国大中小学开学推迟,教学活动改至线上,推动在线教育用户规模快速增长。截至2020年3月,我国在线.8%;手机在线.9%。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人民群众更加倾向于通过网络进行娱乐活动,网络游戏产业在营收方面迎来较快增长。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32亿,较2018年底增长4798万,占网民整体的58.9%;手机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5.29亿,较2018年底增长7014万,占手机网民的59.0%。

2020年初,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网络视频应用的用户规模、使用时长均有较大幅度提升。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视频(含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50亿,较2018年底增长1.26亿,占网民整体的94.1%。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为7.73亿,较2018年底增长1.25亿,占网民整体的85.6%。

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0亿,其中:游戏直播的用户规模为2.60亿,占直播用户规模的31.33%;线%;演唱会直播的用户规模为1.50亿,占直播用户规模的18.07%;体育直播的用户规模为2.13亿,占直播用户规模的25.66%。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2020年一季度互联网各行各业都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过有的是利好影响,有的是不利影响。总的来说,由于新冠肺炎影响,人们出现受到限制,与宅经济有关的消费市场迅速崛起。

以上数据及分析请参考于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互联网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同时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产业大数据、产业规划、产业申报、产业园区规划、产业招商引资等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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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评线】紫金e评: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好疫情突发状况

6月13日0—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9例,本土病例38例(北京36例,辽宁2例)。

防疫进入“常态化”,建设“长效机制”,不代表疫情不会有反复。作为一座深度国际化、超大型城市,北京出现少量确诊病例有其必然性。这提示我们,疫情防控需要树立与病毒长期共存、科学应对的理念,要适应与病毒周旋、寻找与其共处的科学方法。这就要求常态化疫情防控一刻不能放松,必须做好与病毒做长期斗争的准备。这是一场不断持续下去的战斗,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面对狡诈的新冠病毒,我们虽然仍所知不多,但中国已经积累了近半年的防疫抗疫经验,此刻“百炼成钢”的北京,和半年前对新冠病毒“懵然无知”的武汉,完全不具备可比性。北京丰台区按照“三级响应、二级管控”要求,严格落实属地责任,紧急制定社区防控指引,对市场周边11个小区实施封闭管理措施,落实24小时专人值守。丰台区在瞬间就转入了“战时状态”,有这样的机制,定能阻止疫情蔓延。从应急能力来看,北京市具备核酸检测能力的机构已达到98所,日最大检测能力已达9万多人,可以适应人群检测方面的需求。及时筛查、早期发现,就能及时切断传播途径,零星出现的疫情就可以被有效控制,我们相信北京能应对好这次疫情突发状况。

北京出现本土病例,也给所有人提了个醒:“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是一句鼓劲儿的话,也是一句大实话,没有全面战胜新冠疫情之前,是不能收兵的。从积极意义上来看,出现少量确诊病例也给我们再敲一敲警钟:针尖大的窟窿能漏出斗大的风,疫情防控这根弦绝对不能松。眼下,我们不仅要在“人”上下精准功夫,还要在“物”上下精准功夫。一方面,各地借此查漏洞、补短板,倒逼疫情防控网织得更牢更密,万无一失;另一方面,人们都要养成良好的文明习惯和健康素养,如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就餐用公筷等,在日常生活中切断病毒的感染途径。只要各司其职,才能免于再次发生病毒播散。

眼下复工复产复学都有序进行,社会秩序逐步恢复,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复苏,仍是重中之重。出现零星的散发病例,并不影响国内防控形势向好的大局,把公共卫生防疫的网织得更密,从而推进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这才是上策良策。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原首席研究员曾光颇有信心,中国的公卫抗疫体系的特点,“不但是治疗,而是致力于中断传播、有效控制,这个其他国家做不到”。经历过狂风骤雨,就不惧这点小风小浪。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应对好疫情突发状况,让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硬、两手赢。(江一新)

中国电子政务网

  2020年5月23日,由中国新一代IT产业推进联盟指导,CIO时代学院主办,小鱼易连协办,CIO时代APP承办的“2020中国数字医疗建设高峰论坛”在线上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统计信息中心主任张学高、中国医院协会信息管理专业委员会(CHIMA)主任委员王才有、中国医科大学原副校长郭启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信息首席专家马家奇、北京市卫生健康委信息中心主任琚文胜、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信息管理与大数据中心主任计虹、中国医药信息学会电子病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金雄等行业专家通过小鱼易连在线参与了本次活动并发表主题演讲。超过1000位相关从业者通过CIO时代APP和“数字化建设”小程序在线参与了本次活动。上百家企业通过平台以虚拟展位的形式进行品牌和产品展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信息首席专家马家奇发表主题为《疫情带来的疾控信息化思考》的精彩演讲。

  各位专家、嘉宾上午好。非常高兴能够被邀请参加在线的交流会议。报告的主要内容围绕中国疾控信息化建设历程、问题与差距分析、思考与工作建议这三个方向与大家交流。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主席习22日下午在参加他所在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在重大疫情面前,要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核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来推动各项工作。

  中国疾控的信息化建设历程,追溯到1985年开始其有信息化的建设,信息管理方式主要依赖于手工报表,传染病疫情报告全国实行逐级审核上报的信息采集和汇总方式。这种方式时效性是非常低,严重影响对一些急性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的决策需要和信息的动态管理需求。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后,这种信息管理模式已经远远的不能满足对疫情防控的实时信息的需要,因此建立了国家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实现疫情报告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这是中国疾控制信息化建设的一个重要转折。是从过去是以卫生防疫为核心,到以重大疾病的防控为核心为变,这种信息直报模式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当前新时代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预防为主,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新需求,其核心目标就是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全面驱动对全民健康的保障工作。

  国家传染病的网络直报系统,技术架构采取数据大集中的方式,在中国疾控中心建立数据中心,这个数据中心运行统一标准的疫情报告信息系统,并覆盖全国各级各类的医疗卫生机构,来支撑横向到各类医院,纵向延伸到各个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同时通过数据中心来支撑全国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卫生行政部门在传染病防控决策的信息需求,特别是疫情监测的信息管理需求,所以其工作机制是信息直报、管理分级,其功能主要满足疾病防控、卫生应急、科学研究和教育培训等管理的需求。以及支持国家纳入法定传染病监测和管理的信息报送需求,截止去年年底纳入报告的法定传染病为39种,今年又新增加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共40种甲乙丙类传染病。根据国家传染病信息报告管理规范的要求,其中甲类或按甲类管理的传染病要求医疗机构做出诊断后两个小时内,通过网络直报系统进行报告,乙丙类传染病于24小时之内完成信息的网络报告。这就是的我国传染病网络直报的运行框架。系统从2003年建设到现在已经运行了16年,应用覆盖了全国7.8万家医疗机构,有近21万的专业用户利用网络直报系统开展传染病监测和防控工作。系统的正常运行率达到了99.98%,应用覆盖率、直报率达到了线个重点保护的信息系统之一,是国家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并在2007年还获得了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进步的二等奖。

  系统发挥的作用是很显著的。报告的实效性,从过去差不多一个月才能汇总全国的疫情数据。到现在从医疗机构诊断以后报到国家平均只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截止2019年底,通过此系统累计报告了1.05亿的传染病病例,而且全国各级机构利用这个系统的监测数据开展研究,发表的科学论文将近2万多篇。而且国家、各省、市、自治区,通过网络直报系统监测数据,每月定期对外公布辖区或者管理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各地利用此系统动态探测聚集性的传染病暴发和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将近10万多起。近十年来,通过系统监测能够动态掌握全国甲乙类传染病发病率已经控制在240/10万的发病水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过程中,系统发挥了非常显著的作用。为跨部门的信息的支撑、服务,提供了2亿多次病例信息的推送。且新冠肺炎疫情纳入法定传统报告以后,病例报告平均时间仅有38分钟,非常的快,时效性是非常高了。通过系统已经累计报告确诊病例是8万多,而且根据病例与大数据比对,发现并追踪密切接触者27万多,无症状感染者报告近11,435例。这对实时疫情监测和感知研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传染病的发病和报告在现实诊疗过程中是存在时间差的,通过系统的报告信息可以动态的还原病例发病在区域、时间和人群中的分布情况,能够更好的来描述疫情的流行分布的规律,为疫情发生、发展趋势和预警预测提供更为精准的数据。同时对传染病的发生发展的认识,就像大海里的冰山一样,在早期疫情是隐在海平面以下的。只有通过时间的进程,对病例的不断发现和报告,它才会从水面浮现出全貌来。所以在面对传染病爆发疫情的时候,在早期是很难去发现这些传染病是否是爆发,或者是否存在聚集性规律的热点。

  然而任何信息系统都有其局限性,我国这么庞大的网络直报系统也不例外。在2003年系统设计的目标或初衷,主要是能够实现快速的信息采集,掌握传染病的流行趋势,早期的探测到可能的聚集性暴发。而在这次应对疫情过程当中,这个系统设计的局限性或者短板也还是比较明显的。首先是医疗机构的信息系统并未与国家网络直报系统互联互通,传染病报告扔依赖于人工填报,特别是对新发未知传染病早期监测不敏感。其次是网络直报系统设计的重点是针对疫情的报告,未对病人救治全病程的病情信息报告管理。三是由于业务管理的条线分工,传染病和突发事件的报告仍然是以单业务的条线系统采集数据,尚未形成集疫情报告、治疗用药、病情变化、转归预后、流行病学调查、病原学检验检测以及密切接触者的健康监测等全病程、全要素的信息报告管理。因此尚无法利用网络直报系统来满足行政部门决策的所需要的多源多元的综合信息需求。

  此次疫情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新发传染病缺乏有效的数据无干预自动获取和报送的机制。二是对于新发重大的传染病缺乏科学的早期症候群预警的识别病例定义术语语义标准和信息模型。三是对于新发传染病早期控制及时有效的应对手段也不尽完善,包括医院内部的医疗保健感染控制的监测,还是很薄弱的。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在“2018年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报告”,二级以上的医疗医院独立设立医疗保健相关感染控制科室的,仅占到了40.7%。

  在整个应对或防控体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是新发传染病仍然是当前重要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但是现在对整个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比较突出;医疗服务体系的组织不平衡及应急相关服务的提供能力不充分的问题也是并存的;还有各个条线的业务管理的缺乏分工协作,运行机制也是不健全的。这些问题存在的原因是在应对重大疫情防控的体系建设上仍然不完善,存在短板;主要体现在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一体化的信息服务体系缺失;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的落实仍然还在起步阶段,医疗机构的应急服务能力也亟待加强;医疗服务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的分工协作机制需要创新。目前很多工作的部署都是各条线独立部署,相互联通共享环节欠缺,没有协作和运行机制,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不畅,信息互操作的联动不够。核心的突出表现的问题仍然是业务条块化、工作分割化,最终导致了信息的碎片化。国家的业务信息系统,都是以条线的方式部署到基层去运行,这样的运行现状,必然很难获得集成化的信息管理。

  突发应急信息化现状和差距: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综合监测预警和态势研判能力方面:信息系统采集主要通过手工填报,形成分析报告。传统报告主要是对已知的传染病,对未知的确实是不敏感。一是是不能从医疗机构信息系统自动获取或者推送监测信息自动生成报告,包括很多文件发布的功能。二是各业务条线独立运行,数据标准也不统一,影响了对传染病风险评估、预警预测和预防控制的及时性,精准性和可靠性。三是难以获得第三方多源数据对传染病早期探测和预警的支持。

  在跨部门数据交换的共享能力方面。虽然已实现传染病数据交换交换等标准,也初步形成了“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电子疾病档案的信息标准。但是现在仍然没有形成国家卫生应急业务联动的协同数据库,也不能将多源的卫生健康信息能够协同来实现数据的交付共享。尚未实现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和其他部委之间或者部门之间横向数据动态共享和交换,特别是还没有实现从医疗机构电子病历等结构化或者半结构化的文本当中,能够自动去抽取关键信息,能够智能标化后形成格式化数据的过程,来减少医疗机构接口开发的压力。以上这些都是信息化存在差距。

  当然疾控信息化建设的推进,也受很多条件的约束。一方面是疾控机构作为技术指导单位,难以驱动医疗机构配合数据交换;二是缺乏全国统一的卫生健康专网(与互联网安全隔离),不能直接联接各医疗机构物理隔离的医生工作站;三是疫情防控监测业务需求的不断变化,使医院的信息系统交换接口难于动态进行同步改造;四是针对传染病全病程动态监测信息协同管理工作规范滞后于现行全病程管理的信息需求。

  特别是这次疫情,对于很多基层上报的信息要求是非常紧迫的,针对这些问题,后面也提出了一些未来建设的方向和加强完善的一些关键点。需要加大整合对全生命周期健康产业链上现有段管理的信息,无论是疾控机构、医疗机构,还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甚至是社会健康服务的其他机构,都要打通和整合与服务对象相关的健康信息。在的完善传染病监测信息体系中,要推进以下几方面建设。

  一是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实现对疾病进行全病程信息管理。要把病人从发病、诊疗到转归全过程的病程实行监测和管理,才能满足应对重大疫情和传染病监测防控过程的信息需求。主要技术措施是全国统一构建电子疾病档案,强化业务协同,来满足目前防控过程当中对传染病例或者患者的监测信息管理需求。

  二是整合条线系统,为基层减负。整合条线系统,最重要的是统一采集信息的标准。核心是要突出是基础设施、标准体系、安全保障、数据资源建设一体化,真正的做到门户统一集成,标准统一使用,数据统一采集,接口统一制定,应用统一整合,资源统一管理与共享。

  三是要打通最后“一公里”网络瓶颈,实现医防业务协同的数据交互。让现有网络直报系统与医院的医生工作站连接起来。具体措施是建立卫生专网,让医院信息系统特别是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的信息与医院内部的运营管理信息合理的剥离开来,然后把提供诊疗服务全过程的信息接入构建的卫生专网,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不同医疗机构和其他机构之间的健康信息的互联互通,来支撑和满足国家对传染病监测的全病程管理信息需要。

  四是要强化医疗机构内部医疗保健感染控制的监测。核心是要实现医疗服务全流程实施的监管,才能实现对新发传染病早期症候监测工作的落实地运行。

  五是建立常态化人群健康大数据共享服务生态。对第三方大数据、移动信令、民航交通、海关检验检疫、移民、公安等这些数据进行共享融合应用,变成常态化机制。能够实现政务信息共建、共治、共享,打造国家公共卫生大数据中心。通过这个中心一是能够真正为老百姓提供个人健康信息的在线查询服务。二是通过移动APP提供包括健康码的查询服务,疾病监测服务,医疗监管服务,生命登记服务,病例追踪管理服务,以及电子政务服务。这些都是现实公共卫生工作中非常关键的需求,但这些信息需求都需要由各个分散在全国的医疗卫生机构独立运行的数据中心来支撑。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就是要实现,健康信息随人的活动而自动更新,因此个人电子健康档案的建设全国不仅要统一标准,更要统一建设。

  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仍有很多管理和技术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传染病首先要强化依法防控,通过立法保障实现高效的信息采集智能化,甚至无干预的系统运行的机制,才能够实现传染病监测信息能够从医疗机构自动探测汇集,实现真正意义的传染病的预警和预测。

  全国一盘棋做到横向协同、纵向联动,网络直报、管理分级的自动运行模式。信息系统建设要以人的健康为中心,就需要做出管理思想的变革,甚至对原有以疾病管理为核心的信息系统进行重构和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