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拨新冠疫情袭击欧洲?世卫:年轻人“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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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欧洲各国疫情得到较好控制,陆续放宽隔离政策。但近期,欧洲多个国家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达到解封以来的新高。这是否意味着欧洲第二拨新冠肺炎疫情即将来袭?

作为欧洲第一拨新冠肺炎疫情的“重灾国”,6月21日,西班牙正式解除国家紧急状态,此后,该国每日的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量也较为稳定。但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7月中下旬起,该国新冠确诊病例数开始大幅度回升。

当地时间8月3日,西班牙新增确诊病例数飙升至8532例,这一数字直逼今年3月的单日新增最高数值。

目前,德国的新增确诊病例数也达到了三个月以来的最高点。8月7日,德国新增1147例确诊病例。

对此,德国医生协会代表SusanneJohna博士称,德国第二拨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开始。她警告,如果人们继续忽视保持社交距离,疫情很可能会进一步广泛传播。

7月下旬开始,法国新增确诊病例一路走高,8月4日,该国新增确诊病例达到3376例,是自5月以来的最高值。

英国目前的疫情状况也不容乐观,8月7日,英国新增确诊病例950例,过去一周内,平均新增数上涨至820人,而在一个月前,这一数字为546人。

而意大利在8月8日也新增了552例确诊病例。该国卫生部长提醒,疫情已出现强烈反弹趋势,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未来几周可能会迎来全国范围内的再次暴发。

目前,国际上对于第二拨疫情的定义尚未有统一标准,世卫组织也没有发出明确指引,但世卫组织发言人ChristianLindmeier称,“第二拨”可以指第一拨疫情平稳后发生的新疫情。

世卫组织在分析调查600万份病例之后发现,年轻人正在推动第二拨疫情的发生。据路透社报道,该分析指出,2月24日,15至24岁之间的确诊人群占总病例的4.5%,但到了7月12日,这一比例上升至15%。

据悉,近期,西班牙、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新增确诊病例中,许多都是年轻人。对此,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醒,年轻人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年轻人也可能感染,年轻人也可能死亡,年轻人也可能把病毒传染给别人。

由于厌倦了防范禁闭措施以及对享受北半球夏天的渴望,一些欧洲国家的年轻人再次开始聚集,从而助长了新冠病毒的卷土重来。

每年7月和8月都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度假季,随着一些欧洲国家的陆续解封,即便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许多欧洲人仍然选择离开大都市,前往乡村、海滩开始自己的假期。

此外,年轻人对新冠病毒的防控意识和警惕性也随着疫情的转好而降低。根据曼海姆大学面向3600人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人们对于病毒传播已经开始露出疲态,约50%的人每周都会进行几次聚集性活动,而在5月,这一比例为30%,3月时,更是仅为10%。而频繁的聚集活动无疑会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温床。

为了不让此前的“抗疫”成果付之东流,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再次攀升,欧洲各国纷纷开始采取措施。

目前,法国政府已经发布了封闭公共场合的“口罩强制令”。该强制令要求,法国11岁及以上民众在封闭公共场所必须佩戴口罩,违者将被处以135欧元罚款。法国卫生部长韦朗称,法国仍有400至500个活跃的聚集性感染暴发点,一些地区出现疫情卷土重来的迹象,这一状况令人担忧。

在西班牙大部分地区,在户外佩戴口罩已经作为强制措施推行。在首都马德里,聚会人数也被限制在10人以下。此外,两个在3、4月被征用作为临时医院的展览馆,目前也随时准备接待新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人。而巴塞罗那的海滩也被临时关闭,当地政府要求居民们尽可能待在家中,以避免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德国卫生当局则建议应该保持至少1.5米的距离,否则就应该佩戴口罩——无论是在室内还是室外。此前,这项措施只需在室内遵守即可。当地时间7月27日,德国卫生部还宣布,从高风险地区返回德国的人将必须在港口、机场等边境口岸接受检测,并且接受隔离,如果拒绝,将会处以最高25000欧元(约合人民币205300元)罚款。

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8月8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19187943例,全球报告死亡病例达716075例。

欧盟经济复苏基金 疫情下的欧洲一体化重大进展

商定方案,同时又要为第三阶段的经济救助计划注入新的“原料”,这一项新的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总额超过2万亿,不仅数额巨大,更重要的是其中有3900亿欧元是无须偿付的拨款。虽然与计划中的5000亿欧元还有些距离,但是欧盟内部毕竟迈出了关键的一大步,构筑欧盟共同的

在峰会召开之初,对于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很多人都是心里没底,包括参加峰会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克罗地亚总理就在峰会之前说,无论是对于市场、欧盟整体形象,还是就面向成员国和公民的政治信号来说,如果我们能够达成协议就太棒了。当然,对于欧盟中的小国来说,达成协议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资金,不但有低息贷款,还有一些无偿拨款,既能得到实惠,又不需要接受严苛的财政纪律,岂不是好事?反过来说,那些财政纪律严格、经济实力雄厚的成员国当然不愿意把自己节省下来的资金无偿送给欧盟其他成员国。矛盾的焦点其实就是欧盟要不要建立共同的财政基础,要不要有转移支付措施,要不要共担风险。

欧盟或者说至少欧元区内的共同财政的问题,从欧债危机之后就出现了,当然,那个时候,欧债危机主要集中在希腊等少数南欧国家,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经济强国都反对救助“穷亲戚”。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困扰欧盟多年的结构性的问题似乎一夜之间被解决了,原因在于,疫情改变了欧盟成员国对于经济社会形势的判断,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损失惨重,疫情之下,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欧盟在疫情之初表现不佳,欧盟新任领导人冯德莱恩、米歇尔等也进行了反思。意大利等国早已提出要建立一个共同应对疫情的基金、发行共同信用基础的债券,但是遭到北欧国家的反对。值得一提的是,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内部南北之间的差异和纷争已经超过了东西之间的矛盾,焦点就在于欧盟内部的北方国家不愿意出钱帮助南方国家。事情的转机在哪里呢?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会晤之后同意建立欧盟的经济复苏基金,可以说,这次会晤达成的共识不亚于当年阿登纳和戴高乐达成的《法德合作条约》,胎死腹中的经济复苏基金成为欧洲一体化的新动力。

当下的欧盟面临的也是一个艰难时刻。一个是英国脱欧造成的影响,不只是少了一个强大的成员国,还有对欧盟信誉和行动力的伤害,另外一个是来自美国的压力,大西洋关系经历重大的挑战。法国总统马克龙是坚定的欧洲主义者,但是欧洲一体化不能靠热情,而要靠行动和实力。马克龙的政治愿望需要尔的实力支持,当然,冯德莱恩、米歇尔、拉加德等欧盟机构的领导人也有意愿改变现在一体化停滞的状态。

多方力量形成了合流,这是经济复苏基金的协议能够达成的基本的背景。如此重大的突破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按照欧盟的方式进行推进,什么方式呢?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地谈判拉锯,其间不乏有非常激烈的口水仗,在7500亿欧元复苏基金中无条件拨款的额度问题上南方和北方的分歧比较大。据媒体报道说,在协议达成前一天的晚宴上气氛比较紧张,以荷兰为代表的北方“节俭国家”,拒绝做出让步,马克龙则沮丧地敲桌子,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指责北方国家是“一群吝啬的、自我本位的国家”,为什么波兰会这么坚决支持复苏基金呢?因为它是最大的获益者。

经过近100个小时的谈判,欧盟领导人最终达成了协议,可以设想一下,对于这么高强度的谈判,在最后达成协议的时候,每个人是不是已经精疲力竭了呢?这几乎是欧盟方式的集中体现,在危机的压力之下,在长时间谈判对每个谈判者的“摧残”之下,欧盟的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有人将这次峰会与2000年的尼斯峰会相比,那次峰会持续了91个小时45分钟,也是在凌晨5点达成了协议。至于这次峰会是不是能够改变欧盟的财政基础,还需要观察。马克龙认为这次峰会具有历史意义,欧盟首次建立了集体借贷能力、制定了复苏计划,有了这个复苏计划,未来三年欧洲预算将倍增。马克龙当然有理由为这次峰会而鼓舞,在未来的欧盟领导人的格局中,马克龙可能会是最重要的玩家。当然,尔在卸任之前也想留下一笔,她才是“幕后”的玩家。协议达成之后,米歇尔和冯德莱恩以手肘礼来庆祝这一历史性的协议,对于新任的欧盟领导人来说,这是一个大大的开门红。在艰难时刻,这一协议重振欧盟的信誉、形象,激活欧盟的行动力,而米歇尔和冯德莱恩也通过这一协议来证明自己的领导能力,确立各自的领导权威。

从欧盟的发展历程来说,危机和挑战是欧洲国家合作的外部动力,也是黏合剂,欧盟在压力和挑战之下形成了危机应对的模式和韧性,在分崩离析的“自我恐惧”之下,欧盟领导人学会了在凌晨时分达成协议的“技能”。这次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体系的“冻结”,欧盟经济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而临时性的救助计划即将结束,因此,这次峰会既要进行政策衔接,也要为欧盟的合作奠定基础,危机的重压之下,“顺便”解决积重难返的结构性问题。从欧盟的逻辑而言,包含无条件拨款额度的经济复苏基金具有共同财政基础的含义,为未来欧盟的共同债券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次峰会具有“汉密尔顿时刻”的含义,汉密尔顿是美国首任财长,奠定了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和信用基础。

大流行手记7月10日:多国现反弹隐患 拉美疫情继续爬坡

南非、罗马尼亚等国疫情继续爬坡;奥地利每日新增病例数已重回4月中旬水平;拉美感染人数居高不下;东京单日新增创纪录,感染者集中于年轻族群;中国疫苗出海进行三期临床仍有瓶颈

当地时间2020年7月10日,南非豪登省,医护人员照料新冠肺炎患者。南非在9日新增确诊病例13674例,创下自3月5日南非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以来,单日确诊病例增长数量最多的一天。

【财新网】(记者 文思敏)世界各地疫情近日均有明显反弹迹象,南非、罗马尼亚等国的单日新增病例甚至创下了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纪录。面对疫情反弹,各国纷纷加强监管力度,欧洲部分国家甚至考虑重启“封城”措施。

7月9日,南非新增确诊病例达13674例,约翰内斯堡、比勒陀利亚所在的豪登省以确诊病例总数和增速第一成为南非如今的疫情“震中”。据中新网报道,在短短两周内,豪登省感染人数增长了283%,死亡病例上升346%。截至7月10日,南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38339例,累计死亡病例3720例。

数字说“亿元贪官”已46人 河北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杰辉受贿1.27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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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疫情爆发后对于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欧洲的信任消失了

①CNBC经济学家Holly Ellyatt撰文称,在疫情蔓延期间,欧洲人对美国的看法已经恶化;

② 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ECFR)采访了9个欧洲国家的1.1万名受访者;调查显示,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国家都对美国有越来越负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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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洪建:“叙事之争”?疫情期间欧洲涉华舆论的变化及其特点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对人类生命健康造成重大威胁,也对人群心理、社会情绪和舆论氛围产生巨大影响。由于疫情的大规模流行性质,相关国际舆论的变化不仅反映出社会心理上的应激反应,也体现出国际政治博弈的特征。随着疫情先后在中国和欧洲暴发,欧洲涉华舆论也在角色和逻辑的转换中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性变化。欧盟官方将疫情期间中欧之间的舆论互动定义为“叙事之争”,这种政治化的解读不利于中欧双方建立和巩固理性、客观和积极的相互认知。

本文考察的欧洲涉华舆论范围主要包括:主流媒体报道及评论,议会、政府等官方及个人言论,智库和民间机构观点等。迄今为止,欧洲涉华舆论的变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中国和欧洲经历的不同防疫阶段密切相关。从2020年1月下旬到3月中旬是中国疫情暴发、全力投入抗疫,但欧洲疫情尚未暴发时期,这一阶段的欧洲涉华舆论主要关注中国疫情发展和防疫措施;从3月中旬到4月中旬,欧洲疫情暴发但中国已基本控制住疫情,这一阶段欧洲涉华舆论在侧重自身防疫的同时,以欧盟官方提出中欧“叙事之争”为标志,主要关注中国对欧舆论、中欧防疫合作及中国对欧公共外交等线月下旬,欧洲涉华舆论出现较为密集的批评和指责,出现与部分美国涉华舆论合流的迹象,主要涉及中国“延误疫情”“欺骗国际社会”“隐瞒疫情数据”,以及要求“追责”“索赔”等内容。需要指出的是,在欧洲涉华舆论变化的不同阶段,较为公正客观和批评性甚至极端言论都不同程度存在,但从传播效果和范围来看,后者更能代表欧洲舆论的阶段性变化,是本文主要的考察对象。

欧洲涉华舆论的变化与中欧防疫阶段的变化密切相关,表明了欧洲舆论在角色设定上的转换。在中国陷入疫情危机而欧洲仅有零星病例的第一阶段,欧洲一些舆论基本上将疫情与“中国病”“东方病”划等号,主要是带着“文明优越感”和隔岸观火的心态予以报道和评论。如德国主流媒体《明镜》周刊2020年2月第6期发布“新型冠状病毒:中国制造”的封面图片,刻意制造出将中国与病毒相联系的传播效果。德国个别标榜客观、理性的媒体或个人还公然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纵容、煽动排外情绪,尤其是针对中国人的歧视。在法国舆论中也出现了将新冠病毒指为“黄色警报”和“黄祸”的谬论,不仅批评中方在疫情暴发初期的应对工作,还指责中国政府“加强对舆论审查控制”,妄言疫情是中国“专制制度的结果”。英国一些媒体也传播不实信息和错误观点,《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杂志都以《新型冠状病毒暴露中国体制缺陷》为题进行不实报道,并对中国政治体制作出充满偏见的解读。

在欧洲疫情暴发而中国疫情缓解后,欧洲涉华舆论一度相对沉寂,其原因一是媒体主要转向内部报道,二是之前“欧洲对新冠肺炎疫情免疫”的逻辑被现实粉碎,短期内难以建立起对中国的批判性视角。在中国开始积极援助欧洲抗疫以及中美舆论交锋升级后,欧洲涉华舆论重新活跃起来,并重新建立起针对中国制度和行为的更加政治化的批评视角。在此背景下,来自欧盟官方有关中欧“叙事之争”的认识成为此后至今欧洲涉华舆论的主基调。

欧洲国家官方涉华舆论有较为明显的变化过程,与民间舆论既有差异又有交集,同时有逐步增强并干预和主导民间舆论的动向。在中国疫情发生之初,欧洲多数国家政府表达了同情并给予了物资援助,双方领导人之间的友好互动频繁,这一时期欧洲官方立场与民间一些涉华负面舆论差异较大。进入第二阶段后,欧洲各国面临的抗疫压力陡增,一些国家的官方立场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向媒体所代表的所谓“民意”靠拢。如德国政府对中国抗疫成果给予肯定,但又认为中国试图“借机提升对欧洲的地缘政治影响”。法国政府积极评价中法抗疫合作,但也认为双方不同的抗疫措施“凸显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种既担心中国影响力上升又执着于中欧制度差异的复杂心态,在中国加大对欧洲抗疫的物资援助后更加难以掩饰,欧洲国家的官方舆论出现显著变化。其重要标志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于3月24日发表声明称,“中国正积极宣传其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可靠的伙伴并与美国相对照。中方在叙事中还有试图损毁欧盟声誉的行为”,因此欧盟“必须意识到地缘政治因素包括通过宣传和‘慷慨政治’争取影响力的斗争。我们需要捍卫欧洲免受破坏者的侵害”。博雷利的“定调” 是欧盟官方涉华舆论发生显著变化的标志,成为官方涉华舆论的主基调,体现出欧盟层面对欧洲涉华舆论的直接干预和塑造,自此欧洲一些国家官方与民间舆论之间的差异缩小、交集扩大。

疫情期间的欧洲涉华舆论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国别与区域差异,从国别上看,疫情较为严重、受中方援助支持较多的国家涉华舆论环境较好,疫情相对较轻、强调与中国“对等援助”的国家涉华舆论环境较差。如作为欧洲疫情中心的意大利、西班牙与中国抗疫合作密切,政府和民间涉华舆论中对中国的好感较高,尤其是两国政要还通过发布视频和接受采访的方式公开表达对中方援助的感谢和对双边关系向好的信心。在法、德等大国意识和自身抗疫能力较强的国家,民间涉华舆论的批评色彩更浓,官方舆论则模糊度较高。在区域差异上,西欧、北欧国家涉华舆论较为消极,民间舆论消极性较强且官方舆论跟风的现象较多;南欧和中东欧国家涉华舆论则较为积极,尽管民间舆论中也有效仿西欧、北欧国家的批评性声音,但对涉华问题的炒作度不高,而官方舆论则总体保持了积极的立场,普遍认可中国提供的抗疫援助和支持。其中塞尔维亚、斯洛伐克等国官方和民间舆论对华表现出一致的高度好感,这也成为欧盟官方主动介入舆论并进行“叙事之争”定调的原因之一。欧洲涉华舆论的国别和区域差异不仅源于疫情期间与中方的互动方式,也反映出双边关系的基础和相互认知的积极度。例如对华舆论环境较好的欧洲国家大都参与了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合作,已开展近八年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也为中东欧地区较好的涉华舆论环境打下了基础。

疫情期间面对面交流很大程度上被网络虚拟空间中的交流所取代,这不仅导致传统纸质媒体的进一步式微, 也助推了之前“后真相时代”网络化传播带来的信息碎片化、观点极端化趋势,给错误虚假信息、片面极端观点的传播和扩散提供了条件。疫情期间欧洲涉华舆论的传播方式多种多样,推特、脸书、照片墙(Instagram)、微信和各类网络自媒体作为主要的传播方式,受到官方和民间的追捧和大量使用。网络媒体的即时性、图像化和大众化特征,使得信息和观点的传播效果大大增强,也导致情绪和情感因素被普遍放大而真相和事实因素被淡化。

过度依赖网络的传播方式在导致信息和观点即时交互性增强的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因信息不经甄别、观点不经论证出现的情绪对立和观念冲突现象。导致欧洲将中欧舆论互动升级定性为“叙事之争”的一个原因是中欧大量网络自媒体传播和互动产生的观点偏差。在中国疫情缓解、欧洲疫情加重后,我国国内网络自媒体上出现了大量批评欧洲国家抗疫不力、渲染社会民众惨状的来源不明信息,并形成了较为流行的要求欧洲国家“照抄中国作业”的偏颇观点。这些信息和观点在被欧洲媒体和受众获得后,又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进一步造成误读误解,加剧了观点对立和认知差异。其中一些自媒体信息和观点在被部分中方官方媒体加以转载或引用后,给欧方造成了中国官方对欧发动“宣传战”的印象,并认定要对针对欧洲制度和民众的“政治污名化”进行舆论反击,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双方的舆论对立。

疫情期间中美的舆论交锋成为影响欧洲涉华舆论变化的重要外部因素。首先,在欧洲涉华舆论的初始阶段,一些欧洲媒体在批评中国防疫措施进而上升到攻击中国政治制度时,与一些美国涉华舆论的逻辑一致,有些媒体还公开卷入中美有关舆论交锋中。如在中美有关《华尔街日报》刊发种族歧视文章的争论中,英国《泰晤士报》就发表社论公开为美国辩护。其次,中美舆论交锋对欧洲涉华舆论产生外溢效应。由于欧美在防疫阶段和措施上的一些相似性,也由于欧美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上的相互接近,中国一些针对美国的舆论反击容易在欧洲受众中造成“误伤”,并被一些欧洲媒体加以利用,来进一步论证中欧乃至中西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最后,欧洲一些国家的官方舆论和主流媒体对中美舆论交锋的内容和后果产生失望情绪,尤其是中国舆论广泛质疑病毒起源问题后,欧洲涉华舆论中对“中美两个大国陷入相互指责”的批评增多,认为这“不利于全球抗疫合作”,对中国“能否承担大国领导责任”的质疑上升。

突如其来、广泛传播的疫情对人的身心、社会情绪和舆论氛围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冲击,对于病毒的未知极易引发人群和社会恐惧,对于病毒起源的无端猜测也会轻易转变为针对特定人群和国家的歧视和偏见。在以网络虚拟空间交流为主的传播环境中,这些情绪、心理和交流方式的变化造成信息混乱和观念偏执。这不仅会放大中欧之间原本存在的一些分歧,更会制造出新的矛盾,不利于双方建立起正确、积极的相互认知,也会损害伙伴之间的政治互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对人类社会能否合作共赢的挑战,也是对中欧伙伴关系合作基础的考验。因此中欧抗疫合作不仅要体现在务实行动上,也要通过沟通和交流来不断克服各种偏见怪论并切实改善舆论环境,促进对彼此的正确认知并巩固中欧政治互信。

首先,中欧双方应当共同确认疫情是人类公敌,反对政治化和污名化,携手遏制疫情和“政治病毒”的传播。尽管欧洲涉华舆论中的一些错误观点并不代表主流民意,但在中欧合作抗疫的关键时刻兜售这些偏见,无疑会制造出更多恐慌情绪,在国际舆论中制造对立、激化矛盾,同时也将助长种族歧视和政治污名化等丑恶行径。因此这些言论不仅在中国国内也在欧洲民众中引起广泛批评和不满,大量读者和评论都反对各种有失客观、公正和种族主义的言论。如果任由疫情成为歧视和排外行径的借口、放纵“新闻”成为欧洲社会种族主义言论登堂入室的理由,不仅将给欧洲社会带来危害,也会影响中欧相互认知并损害双方互信。因此中欧应当共同要求有关媒体、个人和机构停止煽动和传播恐慌,呼吁欧洲社会正视舆论极端化的危险动向并坚持责任与良知。

其次,中欧制定和实施抗疫措施都立足于本国实际,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双方应当相互尊重并拒绝将防疫问题上升到制度比较层面。中国在疫情发生后,主要从自身应对流行病的历史经验并合理借鉴国际经验出发,根据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特点,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国情民意的抗疫措施,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实效,较为迅速地阻断了以武汉为中心的本土疫情传播。欧洲国家也是从自身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和能力出发,结合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制定并实施抗疫措施,各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性。中欧之间在疫情防治和具体抗疫举措上可以相互学习借鉴,但无法在整体抗疫措施上相互复制或替代。正是基于这种理性认识,欧洲一些专家和学者对中国抗疫取得的成绩和经验给予了肯定,并提出欧洲国家可以在具体措施上部分借鉴中国的经验。如法国前卫生总局局长卢西安阿本海姆认为,中国经验证明疫情是可以依靠严格的封闭隔离和基层社区的微治理方式被阻止的。法国国家公共卫生委员会主席、法国医学科学院院士多米尼克伯特兰也认为“中国已经受住考验,法国抗疫需要借鉴中国经验”。同时,中国政府和主流舆论也反对一些自媒体上出现的让欧洲国家“抄中国作业”的不理智观点,仍然尊重并理解欧洲国家立足本国国情的防疫措施和实践。如果抛开对防疫措施进行政治化划分的心理障碍,其实中国提供的抗疫经验比如“早防治、早隔离、戴口罩”等就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崇,并在欧洲国家不同阶段的防疫措施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这在实践中证明了只要防疫手段和措施有利于控制疫情、减少传播并降低死亡率,就可以在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中加以采用。从政治偏见出发一味地给抗疫措施贴上“制度输出”的标签,不仅会在客观上延误抗疫的最佳时机,也会从主观上给中欧抗疫合作制造出新的政治障碍。中欧只有在舆论上坚持平等相待,才能在行动中做到守望相助。

(崔洪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原文载《对外传播》2020年第6期)

德国最新疫情播报:德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近184万例、死亡人数升至8639人

【德国最新疫情播报:德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近18.4万例、死亡人数升至8639人】据Worldometers实时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北京时间6月3日01时16分,德国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达近18.4万例,新增219例至183984例;死亡病例新增21例至863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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